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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工称工作危险月收入不超3千 渐接受社会不公(2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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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於: 2011-05-04 18:21

 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:一个地上,一个地下;一个光亮,一个幽暗;但有时候,一个过于束缚,一个反倒清净。

 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,岳建波已经“穿越”了9年。他今年31岁,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,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。

  4月初的一个下午,太阳暖洋洋的,岳建波像往常一样,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,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,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。

  “不了解我的工作,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。”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。他是近视眼,带点散光,但从不戴眼镜,因为“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”。

  在地上世界,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。他不懂乐谱,不会玩乐器,歌唱得也“不咋地”,他的“陷乐队”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,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,甚至还玩出点名气。

 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,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——从未拿过名次,但乐此不疲。

  因为这些爱好,周边的人视他为“怪人”,认为他“不务正业”。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,他略带着点结巴说:“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,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”

  《黑》:我瞎了一只眼,我瞎了第二只眼,我瞎了第三只眼,我瞎了所有的眼

 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,缆车循环地转动着。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。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“猴车”。“过来一扒,像猴子一样坐上去,所以叫猴车。”岳建波打趣地说。

  一辆猴车过来,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,双手扒住柱子,骑在座位上。猴车缓缓下行,他把头靠在柱子上,摆弄着手中的矿灯。

  很快,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。在寂静的通道中,“滴答滴答”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。

  9年前,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。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,父子二人成为工友。

 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,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/3。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,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,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,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。

 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。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,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,其中就有他的父亲。

  小的时候,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,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:“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。”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:考个大学,最不济也上个中专。然而两次中考失利,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,上了当地一个技校,学的是家电维修。技校毕业两年后,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。

  他的第一念头是“不干”。回到家中,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,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。父亲点了一根烟,沉默一阵后告诉他:“井下有什么不好?我不干了一辈子嘛。有份工作不容易,你就知足吧。”

 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,先是当兵,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。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,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。在他的一生中,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,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。

  “那有什么办法,咱没有一点关系,也没有钱。”父亲说。打心里,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。

 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。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。他的两个儿时伙伴,一样都是煤矿子弟,也一样读过技校,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,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。两人落实工作,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。

  不过他并不甘心。后来的日子中,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。最终,“摇滚改变了生活”。不上班的时候,他是摇滚歌手,用音乐“玩儿”,也用音乐表达;上班的时候,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,到那个幽暗的世界“混饭吃”。

  大约10分钟后,猴车到达终点。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“594点”。这意味着,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。

 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,拐个弯,走上10多米,就到达运输巷口。在这个地方,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,即将坐上被叫做“人车”的有轨电车,前往各个工作面。在井下有3种车,除了猴车、人车外,还有一种是货车,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。

 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,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。岳建波说,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,有人定期擦拭。“全是形象工程。领导来视察,就走到这里。记者拍个照,回去一宣传,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。”他使劲跺了一下脚,嘟囔着说。

 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,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: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,冷光灯发出的光亮,仿佛被黑暗吞噬了,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,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。

  去年,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《黑》的歌。歌词只有4句话:“我瞎了一只眼,我瞎了第二只眼,我瞎了第三只眼,我瞎了所有的眼。”

  “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。没有下过坑的人,理解不了我的歌词。就比如《黑》,只有在井下,你才知道什么叫‘黑’,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。”风呜呜地响,一阵阵阴森的冷,岳建波裹了裹棉衣。沉默了一阵,他突然又接着说:“地面上其实也挺黑。”

 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。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,有不少岳建波的“粉丝”。老刘就是其中一个,他最常说的话是“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”。

 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。岳建波坐下后,车子启动,“咣当咣当”响。

  《窑工》:800米下的动物世界,生生的弄死个人

  行驶10多分钟后,人车停下,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。车子还要继续前进,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。

 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,长1.5公里。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。每遇到这样的设备,他都要过去看一眼。碰到电话,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。

 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,这条巷道要亮一些。巷道顶上犬牙交错,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,仿佛稍有动静,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。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,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。

 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,后来曾专门到阳泉,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,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。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,第一感觉是“世界的尽头到了”。他说,在井下自己“就像老鼠一样”,面对“从未有过的黑暗”,感觉“非常压抑”。回到地面后,他想,再也不下去了!“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。”陈晓峰说。

  半道上有个小巷,岳建波钻了进去。突然一声响动,他稍一弯腰,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。“没事,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。”他说。

  一路上,只碰到不到10个人。每碰到一个人,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。这算是打招呼。

  “说实话,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,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。”岳建波笑着说。

 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。走路出了满身的汗,风一吹,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。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,因为“洗了也白洗”,一趟下来,棉服就全湿透了。

  20多分钟后,他走到了工作面。那一天,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,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。

 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。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,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。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。

 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,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。矿工们说,要是生产的话,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,不仅热,还到处是粉尘,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。

 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,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。因为一戴上,连气都喘不上来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,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。

  早在2007年,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,《窑工》。在那首歌中,他写道:“破衣裳、烂雨鞋,针个盈盈的疼;阴凉凉的黑洞洞里,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;黑脸脸、灰脸脸,醋个溜溜的酸;800米下的动物世界,生生的弄死个人。”

  “井下的人,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,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。”他说。

  有一次,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。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,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,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。等他钻出来后,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。

 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,每有矿难的消息,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。

 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,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。岳建波是二线工人,按时出勤的话,月工资不过2000元。一线工人上满班,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。

 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。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,他们都会骂上半天。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,他们还会议论女人,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。

 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,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,吃肉喝酒;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,赌上一场;还有一部分人,到卡拉OK厅,吼上一阵。当然,也有少许人,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,找女人消遣。第二天,他们照样钻到地下,照样发着牢骚。

  “井下太压抑,大家总得发泄发泄。”矿工老刘说。他喜欢赌博,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。

  就是这样的工作,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。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,几乎每个月,他们都出满勤。“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,不干不行呀。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,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。工作不好找,我得抓个紧,多挣点钱。”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。他有两个孩子,现都在读初中。

 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,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。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,也面临着经济压力。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,出满勤的月份,他几乎没有。他也有满腹牢骚,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,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。

  《灭》:我们的纯洁没有了,我们的善良没有了,我们的理想没有了

  多年之后,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,有时,他甚至有些喜欢。“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,这里反倒清净一些。”岳建波说。

  刚参加工作不久,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。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,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。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,他四处打工。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,他表现得非常好,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,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。

 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,他才知道,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“幼稚”。

  有一次,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。快到目的地时,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。他不明白怎么回事,一再说“马上就到了”,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。等走近一看,这个近视眼才发现,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。

  他们走过去时,领导直夸他的同事“能干”。没多久,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。之后他听说,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。

  这样的事情,他早就知道。技校毕业时,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,纷纷找到了工作,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,到广东惠州打工。而在这之前,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“考进去的”、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,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。那时候,他安慰自己,只要努力奋斗,总会好起来。

 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,平时请领导吃一顿,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,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。可这个年轻人有些“拧巴”,打死也不去领导家,从未请领导吃过饭。有时,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。

  早些年,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。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,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,领导不批准。他坚决要求,领导勉强答应,并且说:“你要能跑个名次,我给你300块钱。”

 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。当他找到领导时,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。

  不久以后,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,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。那时,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。

 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,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,或许就没事了。他买了100元的礼物,摸黑走到领导家。领导收下礼物,安慰他说没事。但事后,他被点名批评,罚款500元,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。

  “我非常失望。”岳建波说着,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,不停地走动,说到激动处,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。

  后来,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。老刘和他同事多年,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,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。

  终于有一天,这个“从没打过架”的小伙子忍不住了,喝了一点酒后,提着酒瓶,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,要把人家“脑袋砸开花”。不巧的是,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。

  打那之后,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但凡开会,领导在台上讲话,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。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。他也不再起劲干活,不再幻想领导“良心发现”,调他到地面上工作。

 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《灭》的歌:“我们的纯洁没有了,我们的善良没有了,我们的理想没有了……”

 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,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。那时,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,一次假期回家时,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。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。工作不如意,他又翻出那些老歌,一遍一遍地听。在井下的时候,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。

  2003年的一天,他像往常一样,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,准备下井。到达通道口时,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。他推门进去,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,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。

  “你也喜欢摇滚?”他问这个工友。

  对方点点头。二人随即聊起来,从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,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。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。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,决定成立一个乐队,并起名叫“探照灯”。

  此后,没事的时候,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。玩着玩着,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。

  2005年,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,在一首名叫《没人给你面子》的歌曲中,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。

  《我的工作》: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,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

 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,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.5公里长的巷道。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。

  还没到下班时间,可他实在待不住了。前段时间,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,否则就扣工资。“扣就扣吧,在井下多一分钟,就多一分钟危险。”他恨恨地说。

  猴车快到终点了,他跳下来,深呼吸一口,抬头看了看天空。“上面真好。”

 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,他才走向更衣室。他上来得正是时候,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。如果赶上下班高峰,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。这里有淋浴,但大都是坏的。很长时间了,也没有人修。

  一阵冲洗后,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,一条迷彩裤,正式回到地上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,他是一个摇滚歌手,一个长跑爱好者。

 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,是在2005年。那一年,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,有人推荐他去表演。

  活动当天,岳建波翻唱了“扭曲的机器”乐队的《没人给你面子》。没唱几句,掌声、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,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“没人给你面子”这句词。唱完后,他以“摇滚的方式”,背对着观众谢幕。

  这场演出后,这个说话有点罗嗦、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。很长时间内,“没人给你面子”这句话,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。直到现在,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,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“痛快了一把”。

  不过,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,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,听了以后非常生气。

 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,就在他家附近。每次上下班,岳建波都能看到它。自那次表演后,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。

  活动之后不久,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,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。在这次考试中,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。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,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。

  “我一点也不后悔。”回忆起这段往事,他激动起来,来回走动着,偶尔还会骂上两句。

  日子一天一天过,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。在玩摇滚的过程中,他认识了老赵。2009年,他与老赵成立了“陷乐队”,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。对这个名字,岳建波常常用“我陷入了你,你陷害了我”来解释。

  在排练过程中,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,岳建波即兴填词。一来二去,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。比如《我的工作》,歌词是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,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”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。

  老赵是个“不知名”画家,也玩过摇滚。他有些胖,笑眯眯的,戴个眼镜。在岳建波眼里,老赵是个“有学问”的人,没事的时候,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。

  “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,你要么接受,要么抗争。”老赵告诉他,“如果接受,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。”

 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,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。他把这些思考,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。

  从那之后,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。凡有演出,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。歌词即兴的也多,即使同一个旋律,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。不少歌词,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  这种表演,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“行为艺术”。

  有一段时间,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,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。老赵有固定工作,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。一旦联系成功,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,一个人登台表演。

  前年,老赵搞了一个名为“采空区”的画展,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,因为地下被挖空,所引发的种种问题。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。他站在那里,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,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,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。“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。”他说。

  不少朋友劝他,不要这么较真儿,生活对谁都一样。“你这样做,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。”一个朋友对他说。

  “无所谓,大不过被开除。”他回答说。

  《两只老鼠》:他们消失了,消失在黄昏,消失在黑暗中

 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。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,就到了岳建波的家。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,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。

  实际上,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。同样的高楼大厦,同样的车水马龙,同样的灰尘飞扬。

  在父母的唠叨下,2005年,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。2007年底,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。

  压力接踵而来。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,钱是四处凑的。直到现在,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。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,由于上班不正常,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。现在家里的开支,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。

 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。前些日子,母亲做了一个手术,父亲又病了一次,如果不是邻居发现,甚至有生命危险。父亲看了一场病,花了800多元。

  岳建波的姥姥,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。现在她80多岁,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。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,怕老人万一有什么,不能落叶归根。这样的事,岳建波不能不操心。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,有150公里,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,耗时一天,老人根本折腾不起;要是雇车,没个六七百元,没人愿意跑。

  “处处需要钱,压力很大。”岳建波把双手一摊,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。

  在他看来,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。第二次中考后,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,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。当时,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,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。

 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,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、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。当时他家弟兄3人,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。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,后来到矿上,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。

 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。而没上大学的遗憾,一直持续到现在。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,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。

 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,现在大都不玩了。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,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。2009年,小董“洗手不干”。工作之余,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。

 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,父母年纪也大了。“只谈理想,生活怎么办?”小董叹息道,“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,他很自由。”

 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。哥哥中专毕业后,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,后来在深圳待下来,教人学乐器为生,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,到现在还没结婚。

  所以,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,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。“她的条件不如我,我的自由就大点儿。”他嘿嘿笑道。

 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。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,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。因为他觉得,一旦有了孩子,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,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。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,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。

  “不要孩子压力也大。”岳建波说,“老赵是知识分子吧,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。我一个煤矿工人,说的人更多,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。”

 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,好好工作,多攒点钱,生个孩子,让父母少操心。可是岳建波不接受。

  “你自己都做不到,为什么要求我?”他反问哥哥。

  一谈到这个问题,哥哥不免语塞。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,要是老大在家,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 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,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,老二的压力少了些。

  这天晚饭后,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,打开电脑。过一段时间,有个马拉松赛,他已经报名了,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。另外,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,正在联系人。

 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。丈夫忙些什么,她不知道,也不懂。“他做什么我都支持。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。”她笑着说。

 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。就在前一段日子,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,岳建波参加了。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,他的歌唱得不错,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,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。

  “我也有些麻木了。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,我又能做什么?说不定过一段时间,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。”岳建波说。

  第二天下午,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。就像他的歌《两只老鼠》写的一样,“两只老鼠,他们消失了,消失在黄昏,消失在黑暗中”。
fyjj
註冊 5
發表於: 2011-07-16 12:23
工作太累太危险,钱还少!
chenzizhao
註冊 7
發表於: 2011-07-20 13:53
谢了这么多字?佩服!
Signature -------
重口味,我的最爱!
委员长
註冊 5
發表於: 2011-07-20 21:36
不超三千? 不可能吧 至少5000+
Signature -------
[color=blue]这个可以有[/color]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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